所以，全国院系调整后，法学的地位就很低了，影响了对法学人才的培养。

[①]在中日之间，权利（日语译为权利或権利）这个名词就是如此。他赞成德国学者耶林的看法，即权力生于自然的生存竞争，先有权力而后来才从中派生出权利。

[⑤] 恵顿 (ホウィートン) 『万国公法』（6卷），丁韪良 [ほか汉訳]，开成所翻刻[西周训点]，1865，京都大学附属図书馆影印本。梅谦次郎1905、1908两种《法学通论讲义》和1907、1913年的两种共3个版本的《法学通论》。这部教材像前面讨论过的《法论》一样，全书没有汉语权利、没有把权力放在法学概念位置，把各种公共权力都放在权利一词的指称范围内，全面贯彻了和化权利概念、和化权利理念。法学教授织田万写道：自德国大家拉伊普尼克以法学为权利之学问，于是权利之观念，遂为法律上最紧要之事。以余所信为切当者，根于法律得使他人认自己之行爲爲正当之力，谓之权力。

和化权利指汉语的权利一词进入日语法学后发生变异、指称范围包括各种公共权力的权利一词，后者严格地说属于未经翻译的日语。汉语权利逐渐隐退，和化权利完全确立，如果一定要确定一个有代表性学者和时间点做标志，20世纪初的日本法学家、政治家奥田义人和他1905年出版的《法学通论》或堪当此任。第三是通过非法使用武力取得的任何收益都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强调条约必须遵守的神圣性。他认为万民法是适用于所有国家或民族的法律，包括非基督教世界。[90]（三）格劳秀斯正义战争论的复兴格劳秀斯的正义战争论是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之上的。第三，确认人的社会性为自然法之基础。

[181]20世纪60年代，先出版《战争与和平法》绪论的商务印书馆准备恢复中文翻译并实施出版《战争与和平法》的计划，以纪念格劳秀斯诞生四百周年。19世纪到20世纪初，由于实在法学派取得了国际法学上的支配地位，格劳秀斯所主张的正义战争论遭到抛弃。

[102]但对外政策的改变，面临着美国国会内外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的反对。[135]由于劳特派特在国际法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杰出贡献[136]，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一直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国际法学家。在国际法方面，格劳秀斯主要有三本著作。斯科特认为西班牙弗朗西斯科·比托里亚才是国际法的创始者。

[12]格劳秀斯的万民法是人类需要和意志的产物，体现了所有国家共有的权利和正义意识，表达了国际社会的意志。第三，交战者必须有正当的意图，即目的是促进善事或避免恶事。……勾勒他影响力的最好方式是将其分为三个领域：语言文献学（philology）、抗辩派信仰（Remonstrant faith）和法学。例如，按照《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5条，国际刑事法院对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有管辖权。

[111]又如，1941年5月6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中国为有资格获得租借援助的国家。[51]格劳秀斯对正义战争的论述更加全面和系统，而且有许多重要发展。

政治领导个人对‘侵略罪的罪责反映了从个人角度对战争法国际罪行的概念重建——当它被批准成为联合国大会的原则时，这一发展将被发扬光大，成为当代的法制主义。[5]格劳秀斯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他对法学、文学、历史学、神学、政治学都有研究，写出了大量的作品，并在其中一些领域有持久的影响。

与此同时，按照格劳秀斯的传统，个人是所有法律的最终单位，保护个人的权利和尊严是国际法的直接关注事项。根据实在法学派，国际法仅来源于由国家明示或默示同意的条约和习惯。对道德的诉求是格劳秀斯著作的一个永恒主题。曾受到纳粹迫害逃到美国的德国天主教自然法学家海因里希·罗门（Heinrich A. Rommen）指出：极权主义政权从本质上说就是基于实证主义而拒斥自然法的最终恶果，它不承认存在一个对所有国家、种族、阶级和个人有效的超验的、普遍的道德与法律秩序……。他指出：‘万民法在绝对意义上是人法和实在法。劳特派特不仅是公认的国际法权威学者，也是国际人权法学的先驱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自然法学的复兴，正义战争论也出现了复活的三个迹象[91]：第一是1919年巴黎和会上，由非法一方承担赔偿责任的正义战争论发挥了突出作用。[129]肖克罗斯还提到，发动非法战争的杀戮行为与任何其他无法无天的强盗的谋杀行为是没有区别的。

劳特派特自认为这是他写过的最好的和最重要的论文。[118]对纳粹德国主要战犯进行国际审判，首先需要克服法律实证主义的局限性。

这也是他写作《战争与和平法》的目的。18世纪和19世纪帝国主义扩张的时代，增加了一个与格劳秀斯等早期基督教和国际法学者学说相违背的荒谬理论，即所有战争都应被视为合法的战争。

[40]格劳秀斯与先前的国际法学者一样，将自然法视为万国法的效力根据，但他更强调自然法的效力。这项义务在国际法形成期得到经院哲学作家的强调。[103]然而，美国政府向英国提供参战之外一切手段援助的政策，不仅面对来自轴心国的指责，而且还有来自美国孤立主义势力的反对，认为该政策违反了国际法的中立规则。在17世纪和18世纪，当近代国际法奠定基础时，伟大的荷兰人、近代国际法之父胡果·格劳秀斯以庄严的语言宣布了有利于被侵略受害者的中立概念，这种语言已经响彻了几个世纪。

美国不是国际联盟成员国，但作为《巴黎非战公约》缔约国，对同样也是该公约缔约国的轴心国不断地破坏和平、发动战争的行为，有权采取有条件中立政策，即对英国提供除了参战外的一切手段以援助英国。这两种理论的结合就是赋予战争行为完全免于追究法律责任。

中国人只是通过这些译书了解到格劳秀斯是国际法的鼻祖。第三是1928年《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亦称《凯洛格－白里安公约》或《巴黎非战公约》）在第1条规定废弃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94]。

[138]1946年，为纪念格劳秀斯逝世300周年，劳特派特在《英国国际法年刊》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题为《国际法上格劳秀斯的传统》。他用了整整一章——《战争与和平法》第2卷第24章——的篇幅来讨论警告国家不要轻率地发动战争，即使是出于正义的理由。

[143]第四，承认国家与个人本质上的同一性。他说，我们想要的是一种哲学，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政策是除参战之外对盟国提供一切援助。[25]（三）《战争与和平法》的写作背景、动机及其后果在上述国际法先驱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格劳秀斯对国际法做了更为系统和全面的研究。[127]1946年1月17日，法国首席检察官弗朗索瓦·德芒东（Fran？ois de Menthon）在开庭陈述中也指出：由我们四国政府所设立的有权审判纳粹德国主要战犯所犯罪行的法庭，是以国际法的原则和惯例为基础的。

[177]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最伟大的法官汤姆·宾厄姆（Tom Bingham），2008年从英格兰和威尔士首席大法官职位退下来后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和讲授国际人权法，他指出：也许没有其他法律领域，如此直接地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相信每一个人，仅仅凭借他或她的存在，就有资格享有一些非常基本的、在某些情况下不受限制的权利和自由。[44]虽然作为不成文法的自然法不像制定法那样具有制裁效力，但格劳秀斯认为，即使没有制裁，法律也不是完全无效的。

它作为国家构成的一个有效要素完全退居幕后。[100]为避免被卷入欧洲冲突，美国国会1935年至1937年通过了三个中立法，规定对交战国一视同仁，不惩罚侵略者。

第二，具有普遍的妥当性。杰克逊还说，在这件事上他不能指望美国顶级的国际法学家如哥伦比亚大学的菲利普·杰瑟普（Philip C. Jessup）、耶鲁大学的埃德温·博查德（Edwin M. Borchard）和哈佛大学的查尔斯·海德（Charles C. Hyde）的协助，因为他们都倾向于孤立主义，所以希望劳特派特能提供一份备忘录，供他自己和内阁使用。